“至于音乐本身，我知道您一定会喜欢：我写的时候，心里总是想着您。我朦胧地觉得，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最亲密的探索我的灵魂，音乐作品的献词，从没有比这更有神圣的意义。它不仅说出了我，而且还说出了您：这部交响乐不是我的，而是我们的。”

-----《通信集》


1878年2月22日，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在莫斯科首演。乐团指挥鲁宾斯坦在乐谱的扉页上，一定留意到了“献给我挚爱的朋友”这句话。他知道，这位作曲家挚爱的朋友一定坐在音乐厅的包厢里，等待着属于他们的交响乐。


作曲家这位的朋友，就是娜杰日达·冯· 梅克夫人。一年零三个月之前，她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听到鲁宾斯坦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《暴风雨》之后，便对作曲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得知柴可夫斯基正陷于经济困境，于是愿意对他进行资助，使他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的创作中去。自此，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进行了长达十三年的通信，并彼此成为对方的精神支柱。

梅克夫人出生于1831年，比柴可夫斯基年长九岁。她在17岁时嫁给了梅克先生。梅克先生是一位铁路工程师，他建筑了莫斯科到梁赞的铁路。他的两个儿子将铁路延长到了喀山，后来一直通到乌拉尔。梅克先生是五十多岁的时候离世的，他给梅克夫人留下了一大笔遗产，两条铁路，和12个孩子（6男6女）。在梅克先生去世后，梅克夫人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，除了听音乐会之外几乎从不出门。鲁宾斯坦是她家唯一的客人。由于财力充足且喜爱音乐，她偶尔也会赞助一些穷艺人。但没有一个人在她心里有着柴可夫斯基这样的地位。

在梅克夫人的小世界里，她是一个君主。她的子女，佣人都要服从她，她赞助的艺人也要完成她的委托。但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梅克夫人需要一段关系平等的感情，不同等也行——她需要一个“神”去崇拜。柴可夫斯基在他们相识的14年里，成为了她的“神”。

这样一个崇拜了14年的“神”，梅克夫人却总是有意的回避了面对面的接触。梅克夫人希望在音乐中倾听柴可夫斯基，而见面会破坏掉这样神圣的关系。因此在这14年间，除了两次在马车上擦肩而过的偶然邂逅，他们真的从未见面。

而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，梅克夫人是他的“施主”、保护人、甚至是“女神”。在他经济最窘迫的时期，是梅克夫人帮助他走出了财务的困境。在他被婚姻折磨的痛苦不堪时，是梅克夫人让他出国散心，并在精神上给了他强有力的鼓舞。柴可夫斯基说他的妻子完全不能理解他的哪怕一个音符，而梅克夫人却像深入了他的灵魂般理解他的音乐。因此 ，1890年梅克夫人以破产为理由断绝了和柴可夫斯基的来往时，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他在死前，都还呼唤着梅克夫人的名字。

因此，柴可夫斯基打定主意要把他的第四交响曲献给这位挚友，他曾多次请求过，但是梅克夫人都予以拒绝。最后，梅克夫人虽然同意了作曲家的奉献，但她还是不愿意她的名字出现在那部交响乐上。也正是如此，柴可夫斯基才将题献写为“献给我挚爱的朋友”。

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相识与1876年12月。在1877年初，柴可夫斯基已开始着手创作他的第四交响曲。但是7月份一场草率的婚姻，使他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，影响到了作曲的进度。与他成婚的是他在音乐学院的学生安东尼娜，她对柴可夫斯基的追求是及其狂热的。以至于柴可夫斯基与她成婚的理由，都有些让人莫名其妙。他在对梅克夫人的信中说：

“我发现，如果我突然把我与她的关系一刀两断，她会非常痛苦，甚至走向悲剧的结局。因此我只能做一种艰难的选择-要么牺牲这个少女，让她毁灭来拯救我的自由；要么结婚。”

显而易见，这样的婚姻是不会让人幸福的。柴可夫斯基追求的，是理想、爱情、事业和祖国。而她追求的是浮华、虚荣、庸俗的生活和无尽的享乐。婚后不久，柴可夫斯基身心俱疲，已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，不得不与妻子分居，并通过出门旅行来逃避现实。最后，他还是与安东尼娜断绝了联系，仅仅只是按时给她寄去点生活费用。

一场在现实中灾难般的婚姻，与一个在书信中有着柏拉图式恋情般的的红颜知己。这两种情感与场景的的交织，成为了第四交响曲的创作的主要灵感。而备受婚姻与病痛折磨的柴可夫斯基，也将他的精神解脱寄予在了这部交响曲中。他说：

“先前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作品的管弦乐谱，话去我这样大的气力，但我也从来没有像这样爱过一部作品，起初我只是为了完成这部交响乐而写，把困难一点点的克服。但后来我吃了一惊，因为热诚占有了我，现在我简直想停也停不下来了。”

柴可夫斯基所说的热诚，除了对梅克夫人的情感之外，还有他对国家、对人民的关怀，以及对自由的追求。他在俄罗斯被称为“人民的作曲家”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旋律深入人心。托尔斯泰听过他的《如歌的行板》之后，都会情不自禁的说：“我听到了我们那忍受着的，受着苦的人民的灵魂了。”斯特拉文斯基称赞柴可夫斯基为：“我们当中最俄罗斯化的一人。”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来源于人民：他在作品中大量的引用俄罗斯民歌，在第四交响曲末乐章中也有所体现。他的音乐还“代表”着人民。他的音乐，能够反映出当时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与思想。他的音符始终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。在沙皇的统治下，柴可夫斯基的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。他在与梅克夫人的通信中说：

“天气很坏，有雾，无涯的雨，潮湿。一举步就会碰到哥萨克骑兵（沙皇用来维持统治的武装力量），好像我们是被围似的。这都是恐怖的时代，可怕的时代。一方面，一个绝对惶惶不可终日的政府。连呵克沙可夫说了一句勇敢的真话，就把他放逐。另一方面，悲苦的青年成千成千的，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的，就被流放出去，流放到连乌鸦也捡不到骨头的地方。而在这两极中间，有一个对什么都无所用心的公众，它沉溺在自私里，一点也不抗议的生活下去。”

这就是柴可夫斯基，他的音符就像作家笔下的文字，能够带给人希望和力量。他留下的音乐与同时代的文学家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一起，成为了俄罗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存在。

有意思的是：在完成了这部交响曲之后，柴可夫斯基也曾思考，这一部它最喜爱的交响曲将会有着怎样的历史。在他的身体化为尘土之后，他的交响乐是否会迅速的跌落到记忆的深渊中去。不过，他随后就给出了答案：

“我现在，带着父母必有的盲信，不能想象我这最小的孩子会失败。这部作品在我的发展中又前进了一步，尽管我已到了成熟的年龄，但离我能力的极限还很远很远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把生命的价值看得这样高的缘故。”